元氣娘的歲月才不會爬滿蝨子

自八十年代以來，日本每一次對歷史教科書做出修訂，都要引起一場國際範圍的大爭論。六年前，時任韓國總統的盧武鉉發表了告國民書，強烈譴責日本為侵略史翻案和霸權主義的圖謀，同時還通過了《日本歪曲歷史教科書對應方案》，決定把歷史教科書問題推向國際舞臺。六年後，斯人已去，當日本歷史教科書事件已經慢慢淡出公眾視線，日本政府公佈新教科書審定結果，再次點燃了矛盾。

日本政府曾經明確表示，無論是什麼樣的教科書，只要沒有與史實有關的錯誤就予以批准。如今日本政府審議通過了新版教科書，便表明了日本政府對過去侵略亞洲國家史實的認識和教科書的觀點是一致的。在新版教科書中，否認昔日戰爭侵略性質和紛爭領土定義化的用心，昭然若揭。

“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馬克思向世人揭示了這樣一條真理，即人們生活的自然環境不同，決定了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進而又決定了民族文化和心理意識的不同。

二戰結束時，美國政府委託著名的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展開對日本的全面研究，以作為對日本採取下一步行動的政策依據。在這份名為《菊與刀》的研究報告中，本尼迪克特寫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於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日本是個島國，四面環海，國內資源極度匱乏，地震火山颱風頻發。日本民族就是在其封閉的自然環境中，逐漸形成了一種自尊與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以及開放與守舊對立的雙重性格。長期封閉的孤島和險惡的自然環境一方面造就了日本人狂妄彪悍、獨自尊大、固守傳統、迷信權威和儉樸勤勉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日本人在接觸到大洋彼岸世界時產生了一種自卑、貪婪、開放和功利的心理。

對於這一種獨特的心理與性格，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在他的作品《黃河青山》裡作了精彩的描述。他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一時回不了國的百萬日本士兵，一夜之間驕橫兇殘的性格如冰雪消融，中國當局安排他們修路、修機場，他們竟都積極努力，絕無抵觸情緒。甚至有一次，取暖不小心飄出的火星燒毀了一間民房，他們竟然全體自動餓飯，用一天的伙食費進行賠償以表歉意。

在沒有投降和放下武器之前，他們是盡職的軍人，無比冷血，可以為了取樂隨意殺害路邊的無辜平民。可一旦服輸，又即刻成為低眉順眼的降兵，勤快工作，謙和有禮，更以自動餓飯來彌補無心之過。也難怪黃仁宇教授感慨道，“在他們身上，兩種人性竟以“酷暑”和“嚴寒”的方式“冰炭同爐”，中間沒有任何過渡和交融，這是正常人嗎？”

也許我們可以從日本人岸田秀的論述裡，找出關於這種日本人的精神分裂症的準確表述。他說，自1853年美國炮艦要求日本開放門戶後，日本便形成了兩個自己，即“外的自己”和“內的自己”。個人的理解是，“內的自己”是菊花風情，人與人之間講究和諧，相互尊重，每個人都會擺正自己，對老祖宗流傳下來的貴賤等級和權威分層傳統像呼吸一樣自然的接受和認同。而“外的自己”則是利劍風格，霸道且充滿進攻性，自視甚高且一致對外。值得一提的是，整個民族都繼承了以往的自尊與自卑、開放與守舊，對外可以屈從甚至擁抱對手，對內可以力爭甚至永不妥協。這種衝突的特性曾經使得日本人在開放門戶以後不僅保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並引入西方先進的文化使自己一躍成為強國。但正如其犀利的武士刀一般，這種衝突的特性同時也是一柄雙刃劍。

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與中美蘇三個大國有直接對抗史的國家，日本人在其國家戰略上暴露了其民族性格上恃強淩弱、欺軟怕硬的劣根性。在北方四島歸屬問題上，無論是昔日的赫魯雪夫，或是近年的普京，他們都沒有讓日本人占到太多的便宜。而美國人在珍珠港事件後痛定思痛，兩顆原子彈便讓日本人俯首稱臣。但惟獨面對中國，無論是歷史，或是島嶼和能源，甚至是一個極小的事件，日本人總要添之以政治的油彩。也許基於泗州合戰和甲午海戰兩次重大的勝利以及八年的侵略史，日本對中國沒有一種基本的平等意識，05年時任日本外相的町村信孝提及中國時才會聲稱，長時間以來，日本一直保持一種對華軟弱的姿態，“但現在到了發展一種更為平等的外交關係的時候了”，而不是將中國視為強大對手就“總是試圖滿足對方”。

在歷史教科書的問題上，中國和朝韓一起，作為日本侵略戰爭最大的受害國，一直以寬大的胸懷對待日本，只對日本提出最低最起碼的正義要求，即多次希望日本一旦對其歷史罪行進行認真徹底的認罪就既往不咎。這其實給日本一個擺脫歷史恥辱柱懲罰的最好的機會和臺階，就好像當年的波蘭人、法國人、英國人和其他歐洲國家對德國那樣，一旦德國能對當年法西斯的戰爭罪行真誠地認罪和悔過，歐洲國家也願意把德國與法國一樣視為歐洲統一的核心和主要動力，沒有國家再給德國人提出要德國認罪的問題，德國因此重新成了新歐洲的一個重要成員。

有外國學者指出，如果歐洲文化是罪的文化，那麼日本文化便是恥的文化。人們在各自的領土庇護下生活，在長期的風雲變幻中，逐漸形成了強烈的群體歸屬意識和群體利益至上價值觀念。於是日本人不解中朝韓的風情，他們總要利用各種機會來推翻侵略戰爭的歷史鐵案。這其中的秘密，除了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圖外，更多是一種過去歷史的“面子”心理作祟。大凡戰爭都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都有侵略與被侵略之別。在一些日本人看來，徹底反省就意味著承認侵略，會失去自己的“面子”。因此在新歷史教科書的批判聲下，有的日本人認為這是干涉內政，有的認為日本教科書檢定制度與中韓不同，還有的認為國家背景不同歷史觀也不可能相同等等。無論如何，在日本右翼看來，只要日本經濟保持強大，日本國民的內心足夠堅定，日本就可以不把當年的受害國放在眼裡，包括一向軟弱的中國，以及實力孱弱的朝韓。

日本人就這麼不解風情，他們就這麼被自己的島民精神枷鎖束縛在一個尷尬的境地。歷史是凝固的現實，現實是流動的歷史。當人們想起勃蘭特的驚天一跪，又想起新歷史教科書裡的自慰史觀，用菊花和武士刀將自己從頭到尾武裝起來的日本人，便成了最津津樂道的話題。

      地理位置特殊的阿富汗，常被世界劃入中亞、南亞，甚至西亞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並沒有給這個內陸國家帶來融合東西南北的便利和榮耀，反而帶來了不斷的戰亂和衝突。即便是美軍戰鬥部隊即將陸續撤離阿富汗，美國人要做的依然很多，他們的行程依然顯得倉促。

      之所以說倉促，不僅是由於美國人向阿富汗人承諾的“繁榮、安定、民主、自由”仍然不見蹤影，更因為他們留給阿富汗人滿眼的廢墟，和滿地的創傷。隨著阿富汗戰爭在公眾中引起日益強烈的挫敗感，奧巴馬需要盡可能的展示美軍所取得的人道主義成就，以此來說服美國人，就算伊拉克戰爭沒什麼意義可言，在阿富汗的戰爭也一定是值得的。可除了愈加懷念“蘇聯時代”的阿富汗人和日趨穩定的塔利班，留給公眾的，更多的只有駐外美軍暴露的一系列問題：死傷不斷、隊友相殘、抑鬱症、沉溺賭博、虐殺囚犯，甚至還有強暴，即便是戰友也不放過。死亡小隊的精彩演出，使得這場尷尬的戰爭更添上了荒誕而悲苦的色彩。

      曾有一位喀布爾的資深媒體人士舉例說，就連5歲的小孩也知道，如果不是美國人有意要留在阿富汗，為什麼在赫爾曼德省，裝備精良的1.5萬名聯軍卻打不敗只有千百來人、裝備落後的塔利班呢？

      於是大家猛然驚醒，其實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樣沒有人道主義規則，只有踐踏規則的嗜血動物，和使嗜血動物趨之若鶩的資源和地位。

      威爾·杜蘭在《世界文明史》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745年英法交戰，法軍和英荷聯軍擺開陣勢。當雙方接近到毛瑟槍射程之內的時候，英軍指揮官查理·赫伊大喊：“法國衛隊的紳士們！開槍吧！”不料法軍的指揮官安托歇伯爵卻回答說：“先生們，我們從來不先開槍！你們請先開槍吧！”結果英荷軍隊一陣排槍，使得法軍損傷慘重，僅靠著路易十五親自督戰才挽回敗局……這樣荒誕的故事，現在聽來未免過於迂腐，但它以最直接的方式講述了一個驚人的事實：既然是戰爭，還講什麼規則。

      僅一兩百年來，世界上產生了一系列有關戰爭的國際法規和公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內瓦戰爭公約》。四次公約分別確立了保護受傷士兵、保護受傷水兵、保護戰俘和保護平民等四大原則。在大家看來，不管引致戰爭的分歧和衝突是什麼，但正義的目標，是不能用非正義的手段來實現的。

      可事與願違，國際紅十字組織做過的研究表明，一戰時每戰死九名士兵才會致死一名平民，但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開始，每戰死一名士兵，竟要致死十名平民。公約畢竟死的，每次發生衝突，各國總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修改對自己有用的規則。維琪解密的材料裡曾經提到，一名叛亂分子躲在大樓屋頂，於是整座大樓都被炸毀，一個婦女由於沒有接受停車檢查，於是被美軍亂槍擊斃。按照國際公約也好，人道主義精神也罷，軍人都不應該如此不分區別地殺害平民的，但是在戰爭狀態，規則卻是邊走邊定的，諸多因素的疊加之下，儘管公約越來越多，平民的死亡人數卻不斷上升。

      阿富汗有一項繼承遊牧民族彪悍勇猛的國技，叫叼羊大賽。這是一種馬背上的團隊運動，兩隊騎士只要有人將一直被割掉腦袋的羊放到一個指定的“正義之圈”內就算獲勝。但最終的獎品，卻不是歸屬於團隊，而是最終將羊“投入正義”的那個人。

      這樣激烈的活動，在今天看來有十分強烈的諷刺意味。阿富汗的社會正如叼羊大賽一樣，沒有秩序，各自為戰。塔利班提出他們的對戰規則。拿起槍是兵，放下槍是民。他們以最不顧及無辜平民生命的姿態，隱藏在遠處的角落裡，隨時尋找機會出擊重創美軍。美軍也不再遵守一貫的人道主義立場，他們以塔利班的方式對付塔利班政權。因而在一般情況下，那些為了消滅武裝遊擊而射殺無辜平民的士兵，如同對待虐囚的士兵一樣，很少會被問責。

      可塔利班沒有被消滅，他們在阿富汗全境三十四個省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府，謹慎的維持著自己的存在。美國人卻在長期的戰爭薰陶之下失去了理性，沮喪、恐懼和憤怒湧上心頭，使得軍人在無法分清兵民的情況下，趨向於不分兵民地還擊，甚至於慢慢的墮落為嗜血動物，開始將殺害平民視為娛樂。在無辜平民絕望的叫喊和徒勞的掙扎中，他們獲得了短暫精神勝利的滿足感，暫時忘卻了那些隨處可能撲來的人體炸彈，以及執行危險任務的茫然無措，如同毒品一般。

昔日英屬印度總督寇松勳曾說，阿富汗就是一杯亞洲的雞尾酒，它的戰略地理位置決定了全球帝國、區域強國和眾多鄰國都要來攪和一把。阿富汗人堅信自己奮鬥在正確的道路上，因而花了十年的時間逼走蘇聯人。可是讓阿富汗如同伊拉克一般，淪為嗜血動物的伊甸園，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也不是任何尊重人權的國家願意看到的。對於塔利班和美軍而言，平民不應該只有利用的價值而已，畢竟正義的目標和動力，也和他們有關。無論如何，所謂正義的目標，總不能用非正義的手段來實現。

當美國人又一次與他們不靠譜的承諾漸行漸遠，當塔利班越發的與他們的初衷背道而馳，他們或許應該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為，究竟是什麼，讓他們深陷輿論漩渦，遭到全世界的抗議和批評？